考研

　　季羡林(1911—2009)，山东清平人，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。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，先后掌握了梵文、巴利文、佛教混合梵文、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。季羡林先生是我国的著名学者、大翻译家。他精通多种外语，译著丰富，在长期的翻译工作中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提出很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理论和观点。

　　一、本篇文章精选了季羡林先生谈翻译的华语，生动有趣，活泼精炼，蕴含着深刻的道理，对学习外文和从事翻译工作的读者大有裨益。

　　“翻译(translation)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。这种语言活动，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，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。与翻译有关的可变因素很多，例如文化背景不同、题材不同、语言难译易译不同、读者不同等等，很难把各种不同因素综合起来，都纳入一条通则。”

　　“根据我自己的经验，学习外语有如鲤鱼在黄河中逆水上溯。前一段也许不太困难，但是，一旦到了龙门跟前，想要跳过龙门，却万分困难。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这个龙门，只能糊里糊涂，终生是一条鲤鱼，变不成龙。”

　　“信”是忠于原作，“达”是忠于读者，“雅”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。信、达、雅虽然只三个字，但体现了作品、作者、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。

　　至于翻译大国、强国问题，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，它不同于物质产品，不能只追求数量。你翻译的数量再多，你成了翻译大国，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，有不少是不需要的，甚至是垃圾，那这样的“翻译大国”又有什么意义。搞翻译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要。毛泽东讲“洋为中用”，我很赞成，我们需要的，是能为中所用的翻译，而不是“什么赚钱就译什么”那种唯利是图的翻译。假如靠后者数量的膨胀而形成的“翻译大国”，我看并不值得追求。至于强不强，似乎也不必作为我们翻译工作的一种目标。什么是“翻译强国”的标准?怎么定，谁来评，都说不准。依我看，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及时翻译介绍过来就很好了，没必要去比谁强谁弱。

　　“借用一句当前的时髦话，就是要注意“翻译生态的平衡”。一个社会的文明是由多种文化互相融合、综合形成的。就介绍当代外国文学来讲，我感到我们现在似乎存在一种“偏食”现象，就是只关注介绍英美的，图书、影视几乎都是这样。先进文化绝不是只有英美有，从文学翻译来讲，其实古与今、东方与西方、高雅与通俗，乃至不同门类、不同体裁，都应该择优翻译，协调介绍。

　　我特别要强调一下，要重视研究和翻译东方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。要解决这个“偏食”现象，我认为加强统一规划很有必要。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，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，或者是填补空白的，就需要通过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;对于那些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译作，也要通过规划加以限制，力求实现质量优良、结构合理的真实繁荣。”

　　二、季羡林翻译作品：

　　《论印度》

　　《安娜·西格斯短篇小说集》

　　《朗润集》

　　《季羡林散文集》

　　《牛棚杂忆》

　　《留德十年》

　　《阅世心语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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